新形勢下政府及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及咨詢業務機會
中國國際經濟咨詢有限公司 政府事務咨詢業務部 夏音如
作爲非IT服務類的咨詢公司，CIEC在數字化轉型的大形勢下，以管理咨詢爲基礎手段，結合對數字化的研究理解，爲客戶提供轉型全周期的咨詢服務。
對于企業類客戶，爲客戶提供判定公司數字化現狀的全方位診斷，協助明确數字化轉型的需求，制定總體戰略；針對尚不滿足數字化轉型基礎條件的企業，提供轉型前輔導，協助客戶夯實數字化轉型基礎；在執行階段，可考慮協同IT服務類機構，以新價值爲導向，甄選最合适的數字化技術作爲錨點實施轉型措施，提高客戶數字化轉型的投資回報率；同時，搭建企業數字化規劃架構、組織架構等保障體系，從全局角度規劃轉型目标，制定中長期轉型計劃；後期與IT服務機構或研究機構合作制定評價模型，持續評估數字化轉型的績效，加強客戶轉型後的風險管理和控制。
對于政府類客戶，在前期提供國内外數字化轉型案例研究、機制借鑒建議等報告，協助政府共同制定數字化轉型的總體要求和制度保障；針對政府原有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存在的組織問題和數據問題進行診斷，并針對存在問題提出數字化轉型的需求目标；在政府推動數字化投資過程中提供财務顧問類服務。
一、數字化轉型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先後頒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和《大數據産業發展規劃（2016-2020）》，全面推進數據發展，推動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加快建設數據強國。2016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發展數字經濟，并将發展數字經濟作爲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當下，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6.2%，按照可比口徑計算，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名義增長15.6%，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7.85個百分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軌迹。在各行業因疫情停工停産時，數字經濟依托5G、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大型互聯網平台優勢，助推企業複工複産，數字化發展較爲成熟的區域和企業憑借新一代信息技術優勢對沖疫情影響，成爲提振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在此背景下，11月3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标的建議》中更是6次提及數字化，突出了國家對服務業、金融、公共文化、政府治理、數字經濟、數字中國等不同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數字化轉型是目前我國數字化發展的新階段，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戴爾（中國）有限公司聯合發布的《傳統産業數字化轉型的模式和路徑》研究報告，數字化轉型是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構建數據的采集、傳輸、存儲、處理和反饋的閉環，打通不同層級與不同行業間的數據壁壘，提高行業整體的運行效率，形成有價值的數字資産，構建全新的數字經濟體系。通過賦能數字化轉型主體，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推動傳統産業轉型升級，最終促進整個社會經濟轉型發展。
二、數字化轉型的意義
（一）是打造國際競争優勢的新路徑
伴随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的爆發，數字經濟作爲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已成爲各國和大型跨國企業搶奪市場的關鍵生産要素。
國際方面，美國作爲全球最早布局數字化轉型的國家，近年來先後發布多項措施，提出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創新技術加快發展技術密集型先進制造業，保證先進制造業作爲美國經濟實力引擎和國家安全支柱的地位；德國則通過《數字化戰略2025》強調以“工業4.0”爲核心，促進傳統産業的數字化轉型，建立開放型創新平台，促進政府與企業的協同創新；俄羅斯也将數字化轉型視爲實現經濟複蘇和持續發展的關鍵依托；除此之外，英國、法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也相繼提出數字經濟及企業和政府數字化轉型的相關規劃舉措，争先爲本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賦能。
因此，我國隻有立足國情，根據國内對數字化的實際需求，深刻理解數字化轉型的本質，通過數字化轉型重構企業的業務形态和商業模式、創新企業運營思維，才有機會搶占全球新一輪産業革命的制高點。
（二）是構建我國創新發展格局的有力途徑
我國作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面對目前正在轉變的全球經濟格局，隻有通過數字化轉型實踐，才能進一步推動國内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培育新業态、新産業、新經濟，全面打開創新發展的新格局。
而我國作爲全球第一大制造國，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内新形勢，數字化轉型是我國制造業企業尋求業務突破的有力抓手，加快數字化轉型，将有效激發企業創新活力，降低企業創新門檻和成本，加快構建實時、開放、高效、協同的創新體系，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驅動發展之路。
（三）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
目前，全球各經濟體已充分認識到數字經濟是未來經濟的發展方向和競争的關鍵領域。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依托數字化轉型，通過加速推進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推動企業更廣更深融入并完善全球供給體系，促進我國産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三、不同主體構建數字化轉型的難點和思路
（一）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
黨的十九大以來一直強調國有企業需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迅猛發展，主動把握和引領新一代信息技術變革趨勢，引領和帶動我國經濟在這輪轉型變革中占據國際競争制高點。
2020年8月，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數字、網絡化、智能化發展，将數字化轉型作爲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手段，推動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步伐。《通知》指出“制定數字化轉型方案，納入企業年度工作計劃”，要求國企以切實行動，堅定推動全社會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加快發展數字經濟。
1. 國有企業推進數字化轉型的現狀
近年來，國有企業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應用領域不斷深耕，大型制造類國企加快推進生産經營數字化，着力培育新模式、新業态，多數已成爲數字化轉型的先行者。
根據《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可将國有企業分爲商業類和公益類。目前來看，大部分中央企業及大型國企基本上都屬于商業類，主要涉及到一些競争領域和關鍵戰略性行業，例如能源、航天等。公益類國企主要集中在地方上，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爲主，例如城市的水務、供熱、城投等公司。
随着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深入，不論是中央企業還是地方性國有企業，都呈現出一些共有的特征：國企混改需要加強集團管控力度；國企改革需要加強國資的在線監管；創建世界一流企業需要數字化轉型提供發展新動力等。而不同類型及不同産業領域國有企業的特點和功能定位不同，對其而言數字化轉型的重點和策略也不盡相同。
圖：不同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方向
2.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本質
數字化不隻是工具，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也決不是“搭建IT平台”這麽簡單，而是基于企業所在行業、所處環境、所負使命爲前提，從業務結構出發，結合數字技術，持續提升企業運營能力，重構企業能力、重塑企業價值。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本質是利用在企業内部及産業鏈上下遊流動的數據的優勢，推動其價值體系優化、創新和重構，不斷創造新價值，打造新動能，實現企業轉型升級。數字化隻是手段，轉型升級才是最終目的。因此，國有企業在布局數字化轉型時，要回歸企業的本質需求，從“降本、增收、提效”等企業核心目标出發，重點關注治理數字化和産業數字化兩個層面。
治理數字化：聚焦于實現企業内部經營管理的數字化。大型國有企業規模大、業務條線多，數據在企業的流動不暢通。對于剛剛完成轉型的國企來說，更是存在曆史數據多源的問題，在影響工作效率的同時，也給企業數據的貫通融合、共享應用帶來很大挑戰，亟需通過數字化做好“放管服”的集團管控。
産業數字化：聚焦于實現企業業務流程和産業領域的數字化。産業數字化具有很強的行業特性，不同行業在産業數字化方面的數字化轉型重點千差萬别。
3.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難點
（1）缺乏總體認識，爲了數字化而數字化
并非所有國有企業都具備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而決策者對于數字化轉型認識不足，如忽視企業客觀需求和轉型基礎、盲目追求數字化轉型、對轉型認知的匮乏、對轉型期待不夠合理、對轉型不夠堅持等，往往是導緻數字化轉型失敗的根本原因。
（2）治理體系和組織架構無法滿足轉型要求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組織的變化跟不上業務的變化。數字化需要貫通全産業鏈，對傳統的管理結構和組織結構方式帶來很大的挑戰。
（3）業務流程重構決定數字化轉型程度
對于業務體系較爲複雜的國有企業集團來說，數字化轉型涉及的技術複雜度呈指數及增加，不隻是流程的信息化，往往涉及到整個業務體系的重構、商業模式的轉變以及企業的重新定位，涉及大量新技術和現有業務、産業鏈的結合，制約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力。
（4）缺乏數字化人才
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不能僅依靠IT部門或外部IT機構獨立完成。數字化轉型需要的是懂業務的IT人員和懂IT的業務人員，而國企中普遍缺乏相關人才儲備，在轉型初期往往面臨難以入手的尴尬境地。
綜上所述，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首先在于管理者思維的轉變，然後才是業務、管理和技術上的轉型。
4. 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思路
第一，認清方向，避免盲目轉型。
數字化轉型的首要工作是通過全面剖析自身情況，明确兩個問題：企業是否具備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條件，以及企業需要數字化轉型來解決哪些問題。隻有結合自己的業務痛點，才能通過轉型實現競争力的差異化。
第二，總體規劃，局部試行。
對于規模龐大的國企集團來說，轉型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而中小型國有企業往往不具備足夠的基礎進行全面的數字化轉型。因此，企業可在明确發展痛點和确切需求的基礎上，以某一個或關聯較爲緊密的某幾個業務部門出發，利用數字化工具，解決相應的問題，探索數字化對于成本效益的改變。
第三，選擇适合的數字化工具構建企業數據平台。
在确定局部試行的基礎上，決策者要思考采用什麽工具來實現數字化轉型。
數據的分散存儲不僅不利于資源的高效利用，也給數據的統一管理和應用帶來很大困難。該階段可通過合作專業IT服務機構，建設企業統一的數據平台，實現數據的全量彙聚，加快推動數據的融通及共享，爲數據應用及共享服務提供基礎平台。
第四，加強數據質量管理，推動數據充分共享。
數據質量是各國有企業面臨的普遍問題，也是制約企業數據價值發揮的重要因素。國有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應加強源頭數據治理力度，建立切實可行的數據質量監控體系，夯實企業數據質量基礎。
同時，推進數據充分共享。數據共享是數字化有效應用的基礎，強化數據在企業内部的充分共享能夠爲各部門充分利用企業數據進行分析，對引導業務發展具有重大作用。
第五，深度挖掘數據應用，更好發揮數據價值。
數字化的本質是發揮數據的價值。要結合企業自身數據特性，強化數據對業務的賦能，服務企業經營管理提升及業務創新發展，打造數據驅動的企業管理與運營模式。
第六，加強組織保障和人才保障。
很多公司在數字化轉型的時候，過度關注科技，而忽略了組織架構和人才體系搭建。推到深水區的時候，最大的挑戰還是人和組織的問題，而不是技術的問題。
（二）政府數字化轉型
政府數字化轉型是政府主動适應新時代的必然選擇，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改變低效的信息傳遞模式，重塑政府的業務模式、服務模式，優化行政審批流程、加強監督管理、提升服務質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推動社會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1. 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難點
我國政府數字化轉型是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抓手。但是由于其涉及層面繁多，涉及内容龐雜，在實際發展中面臨諸多難點。
一是體制機制和配套基礎尚未健全。截至2020年5月底，全國32個省（區、市）有8個提出了政府數字化轉型的訴求，但大多數都處于規劃部署階段。
目前數字化轉型還未得到各地政府的足夠重視，往往是讓信息技術部門作爲主導力量，建設任務局限于信息系統的完善，導緻建設碎片化。另外，政府數字化轉型涉及方方面面，影響到政府、經濟、社會各領域，目前缺乏統一的管理體制和工作體系，以及政策的不健全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步伐。
二是數據治理面臨瓶頸。數據治理既是技術難題，也是管理難題，政府在數據治理過程中往往面臨着數據割據。政府部門條形化、層級化管理衍生出的數據保護主義，在數據時代有增無減，很可能由“信息孤島”走向“數據孤島”。
三是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未有實質性突破。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數據開放程度首當其沖地成爲第一難題。政府數據作爲國家核心資産，對社會經濟、政治和安全都有着決定性作用。但數據開放不是無條件的，政府要權衡數據開放和個人隐私保護、數據開放時間和開放程度、滿足社會數據開放需要和保護國家安全等多個方面。
2. 政府數字化轉型的思路
第一，做好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
政府數字化轉型需要各地各部門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動，做好全局統籌和戰略部署。加強政務數據治理體系建設，建立健全政務數據治理體制機制，從數據質量、機制建設、模式發展等方面進一步釋放數據潛能、突破部門壁壘、推進流程再造以實現政府跨部門行政協同，提升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二，全面提升政務數據管理能力。
實現政府數字化轉型，政府相關領導人的數字素養具有重要影響。
需要在各單位内部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決策、用數據創新”的文化氛圍。可依托各類教育機構和技術機構爲政府人員提供優質的學習和培訓機會，确保其它專業領域的人才能夠掌握數字工具和技術。
第三，充分利用數據價值，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
企業數據和居民個人數據對城市建設治理具有很高的價值。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和專業院校或機構合作，成立大數據研究院，用于解決大數據實踐中呈現的深層次問題。
第四，加大技術投資，完善技術路徑。
政府數字化轉型一定要依托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數字科技，深入政府業務場景進行創新，以保證在較大流量壓力下，依然能爲上千萬甚至上億用戶提供方便快捷、優質流暢的在線政務服務。
同時，政府數字化轉型必須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強化政務數據的整合、開放、共享，構建人機協同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集成應用系統。
四、針對數字化轉型相關業務的幾點思考
盡管我國政府及大多數企業都已完成了信息化建設的初級階段，具備一定的信息化管理基礎，但大多數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試水區。盡管數字化轉型是依托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5G等爲代表的數字技術，不斷重塑價值鏈和行業生态，但其本質仍是業務流程與組織管理的變革，涉及企業戰略、企業文化、商業模式、業務産業鏈重構、組織架構優化、人才系統建設等方方面面。
在這一情況下，企業若仍隻看重IT産品及新技術本身的功能，而忽視了轉型前期的診斷分析、頂層設計及總體規劃、中後期的保障體系搭建，是無法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切實摸索出最适合自身的發展路徑的，這也是導緻許多企業在進行高成本的技術投入之後認爲數字化轉型的效果未能達到期待的重要原因。